有时，我会被这些历史压得有些难以正常呼吸，然而也就是这样，我感到自己超越了自己太过青涩的年龄所带来的限制，而真切地对历史、现在和未来有了更深刻的感知。

以至于英·甘地政府恼羞成怒，甚至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，选任资历较浅的法官出任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和大法官，甚至于迫使总统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。然而，即便当下的准入制度和终身制，的确有助于维持一成熟和理性的司法，从而确保司法的独立和公正。

更甚者，如若倚老卖老，对后人指手画脚，未免有违司法独立中之法官独立的精神。能否确保司法独立，充分发挥其巩固民主、实现社会公正和权利保障的功能，除了受到其赖以维系的法律制度本身的完善程度的影响之外，在更大的程度上则取决于执掌法槌的法官们。众所周知，由于立法者本身的智识具有有限性和时代性（历史性）等特征，尽管法律旨在规范人们未来的行为，但是其在制定之初就依然具有了先天性的不足，随着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，法律的滞后性就会变得日益明显，也就是说，现实与规范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日益紧张。正如沈家本先生所指出的，夫法之善也者为此，乃在用法之人，苟非其人，徒法而已。为了不至于所托非人，各国对于法官任期因其历史和传统的不同而各有不同的规定：有的采用任期制度，或设定每届任期的期限，乃至设定再任届数的上限，或者设定退休年限。

哪怕其与自己的政见日益相左的例子可谓少之又少进入专题： 法官老年化 司法公正 。朱元璋的思路与此异曲同工。

除以上建议外，还有：D，允许建立类似，我要举报这样的民间网站，以行舆论监督之实。廉署的守则第一条是诚信和公众，第二条尊重任何人的合法权益。中国最大的问题是，谁掌握了独立的司法资源，在官员腐败面积较大，腐败定罪起点较低的情况下，容易变成政治斗争的工具，德国的俄罗斯专家阿列克塞德尔，拉尔在《克里姆林宫里的德国人：普京》一书中，描述戈尔巴乔夫依靠克格勃来拆掉党组织任命的干部队伍，因为戈尔巴乔夫通过克格勃掌握了能够损坏他们名誉的确凿事实。我听刑诉法专家陈光中当面说过，他曾给公安部提意见，说讯问至少每天给休息6小时，或者说，连续讯问多少小时以上，认为为非法，公安部不同意）。

五，香港廉政公署模式成立廉政公署，最大的问题是，廉署是在香港有法治系统下，加强了一个反腐败的独立机构，而不是一个全面建立法治系统的工程。美国的独立检察官在运作20余年之后虽然停止运转（最有名的独立检察官是调查克林顿性丑闻的斯塔尔），藏身于司法部内的特别检察厅，但是，由于其特别的作用和地位，在目前的反腐败风暴中，未尝不可以借鉴。

即便行贿人被屈打成招，也不敢推翻原来的假口供，因为推翻就意味着自己坐牢，如果按照假口供，他们可以不坐牢，甚至如广东茂名市公安局中十几名公安干警一样，继续当官。现在，谁还因为要开个普通公司给工商局的行贿？土地的问题，政府掌握了征地，卖地的垄断权，因此，房地产产业的腐败是非常严重的，王石说万科不行贿，实际上，就是说，这个行业行贿非常普遍。所以，大陆试行廉政公署模式，现实上有很大的难度。十，短期建议如果在现行模式下，真的想做些反腐败的事情，还是有比较大的空间的。

（张鸿巍《美国检察制度研究》 页131）任何公权机构的设立都需要立法，因此，单独立一个独立检察官法，会比动整个司法机构要容易得多。这就意味着，法律规定的受贿犯罪，本来是应该自动查处，但实际查处与否，决定权在一定级别的领导手里，这架空了法律。法不责众，在都知道这个标准的情况下，最后除了侥幸心理，就是要紧跟领导，因为领导决定案件是否起动。印度的我行贿了，类似网站，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。

（张宏杰《朱元璋反腐，越反越腐》，见作者博客）。过激的警察冲到廉署殴打工作人员。

4，其他执法机构有权对其进行监督。（《腐败与改革》见前注）。

见淮安市纪委网站：审理由市委、市纪委批准查处的违犯党纪的案件，报送省委、省纪委审批的案件。要求警务处长主持公道。5，有条件地赦免某一时间，某一类型的腐败，例如，过节收受一定数额以下礼卡，礼物。以此牵制证人做配合做伪证。据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纪检监察公布的数据，2005-2006年腐败官员被抓的概率比1992-1996年要减少，1992年阶段，官员开始腐败20个月之内会被抓获，而到2005年这个时间延长到63个月。任何社会，如果在制度腐败的政治体制，就不可能建立有限政府，而在滋生腐败的社会中，经济制度经常处于危险之中进入权收到限制，竞争收到阻碍，并且经济政策总是处于政客们的左右之下，一维持他们对政府的政治控制。

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。部门既是立法者，又是执法者。

第九条个人及专业修养力求至善。另外，检察院的人员构成、成分也和法院相差无几。

目前的刑诉法，刑法虽然是号称全国人大制定，但实际上，公检法在其中有强大的影响力，很多法律本身就是他们同意之后才制定，更不用说一家一个司法解释（公安叫办案规则，实际效力和司法解释一样）。特赦令宣布除了已经被审问、被通缉和身在海外的人士，任何人士在1977年1月1日前干犯的贪污罪行，一律不予追究。

但第一步，就是开放市场，不要那么多门槛，由市场来解决，这样政府手里的经济特权少了，腐败机会就没了。由于检察院也管辖了行贿罪，因此，对所谓的行贿人，他们往往一取保候审或者直接关押，作为其污点证人，待法院判决受贿人有罪之后，将行贿人释放。八，现实的考量在政治改革来临之前，谈上述这些常规的反腐败或许早了点，在现有的框架下，如何提高反腐败的能力，或许是近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。如果大陆成立廉政公署类型的机构，首先是要立法，其次是要调整检察院的职能。

2，没有要求受贿的动机，即便利益和公务无关，也构成受贿。（资料来自维基百科）。

我国的司法制度，和非司法制度，最大的一个问题是，没有一个自然法意义上，公正、公平的宪法，来援引出公民权利，来制衡各部门的权力。（见上引王玄玮书页293）。

社会团体应当具备法人条件。如果你看大陆的检察官、纪委，都没有明确的承诺。

这个问题，可以变化为向常委会负责。他把原因归结于旧朝代不良思想的污染。局部特赦令的颁布是一项富争议性的决定[18]。由于腐败犹如病毒，会传染，下层官员受贿之后，会向上行贿以寻求保护伞，因为是选择性执法，腐败官员会劣币驱逐良币，最终官官相护，腐败官员抱团，甚至还会拿反腐败作为武器，对打击清廉官员，最终的结局，是系统被传染，越来越腐败，越反越腐败，民不聊生，最终王朝倾覆。

反腐败部分变成了斗争工具，一是泥沙俱下，二是，即便真腐败的人也不服气，因为是选择性执法。公众对一个与任何政府部门，包括警务处，毫无关联，而完全独立的组织明显较具信心。

网络反腐败，微博反腐败起了一些作用，主要原因是它打破了选择性执法和保护伞，让执法机构无法保持沉默。常规的反腐败模式的核心就是一句话：如何构建一个可持续性不依赖于操纵经济的有限政府。

即便同样是表叔，最近西南某局的领导，所有手表图就被删除了，而山西哪个安监局长，中央没人，就被传的火了，罗昌平网络举报，不成功，而另外雷政富就被搞掉了，就是说，网络曝光最后动不动，查不查，还是高层决定的事情。廉政公署的上述承诺，如果没有制度架构保障，最终都是浮云。

(责任编辑：南汇区)